彼得原理

友人公司碰到這樣一個情況：碰上不濟的上司，或能力不足的管理層，既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也不知道自己應做甚麼。於是，下屬被迫做一些無意義的任務，甚至被推卸責任。

令人疑惑的是這些人雖然不濟，卻在職場歲月之中成功登上領導階層。難道這個並非有能者居之的世代？只要有技巧、有手段、有際遇，管理白痴也可當起主管來？

最近讀到一個理論：管理學家羅倫斯彼得(Lawrence Peter)認為，一個組織內的員工在其崗位上表現出色，自然會被擢升到更高的職位，若按此繼續上去，最終會到達一個員工無法勝任的職位為止。昔日工作表現出色的員工，終於登上管理層，然而工作能力跟管理能力就是兩回事，時間一久了，連員工本身也感到迷失了。

然而，理論歸理論，一些有能力之士的確是工作及管理能力兼備。他們懂得安排工作、分配人手、組織任務。有一些人雖然並非領導層的料子，卻能不斷學習，自我提升，成為優秀的管理人員。

所以，作為一個普通的員工，最重要的不是突出自己的表現，而是清楚自己的能力。做好工作要緊，但也要清楚自己的極限。當提拔的機會來到之時，作為員工的不宜自驕自大，也不應害怕作出拒絕。只要清楚自己的能力，將勤補絀便可；如能力真的不及，實不應力挽狂瀾。

承擔需要勇氣，退下來更需勇氣。知難而退有時候也是明智之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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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地影響樓價？

樓價高企一下子成為全成熱話，不少地產商、發展商紛紛表態，指政府勾地政策存有弊端，以致過去數年勾地表現欠佳。發展商土地儲備降低，惟有把所有物業以豪宅姿態出售，以保持營利。

把賣地跟樓價扯上關係，再冠以供求失衡的罪名，表面言之成理，事實卻並非如此。雖然土地供應會影響樓宇供應量，樓宇供應量和樓宇價格有密切關係，但以此關聯土地供應影響樓宇價格則有不妥。

試想一想，如果今天政府大大調低土地價格，增加土地供應，發展商手上土地變得充裕，他們會大大降低樓價？或是繼續以最低地價獲取最高利潤？一個合理(rational)的發展商是不會因為發展成本低而把樓價相應的調低。

更甚是，假如各實業家、大商家忽然關心民間疾苦而降低樓價，投資者、炒家也會取而代之，把握機會低位入市，一般市民大眾面對的仍是偏高的樓價，百般無奈。

所以，地產商批評政府土地供應政策，說穿了就是希望政府提供多些廉價地塊，好讓他們可以繼續謀取暴利。在這環節上，為民請命的議員們倒反而支持增加土地供應，不免未有深思熟慮。政府官員倒要小心，別把這個政府重要財政收入也毁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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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豪宅

樓價踏進十萬元一呎的紀元，所售的並非山莊別墅，而是高密度住宅大厦中的一戶。昔日豪宅價值完全扭曲，假豪宅、扮豪宅應運而生。

豪宅的定義一向沒有絕對標準，然而亦不是單一標準可以界定：單位寬敞、設計高雅、景致開揚、環境清幽、身在豪宅專區、半山沿海等等決一不可。雖然何謂豪宅可能見仁見智，但何謂非豪宅則每人心中有數。工業區的一幢住宅永遠不叫豪宅，公屋旁邊的私人數宇也難以「豪」自居。不見天日的樓景、堆田區、沼氣帶、墳場、貨櫃場、工廠、垃圾站、街市......這些真的是豪宅一帶會出現的景觀？

今天的「豪宅」絕對是發展商鋪天蓋地制做的宣傳手法(promotion strategy)，也是其達致最高利潤(profit-maximization)的技倆：

(1) 豪宅的不二宣傳手法是，要有華麗誇張的電視廣告、印刷精美的樓書、畫家「想像」的建成圖，必要時要有外籍模特兒，甚至可以邀請一、兩個環球小姐坐陣，住宅的價值(value)雖然不變，但其價格(price)已大幅提升。

(2) 要達致最高利潤，是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回報。把平平無奇的住宅包裝成豪宅並不昂貴，裝修每平方呎$400至$600元，便可把售價定為每平方呎$10,000或以上，即是加上地價及基本建築成本，發展商仍可享巨額利潤，戰無不勝。

儘管今天的樓價再反映不了樓宇本身的價值，市場仍有需求也是假豪宅不死的因由。對這批需求者(demander)來說，他們並無一般消費者(consumer)具備的心理。他們不重視樓宇質素、環境，他們是炒家、投資者、國內富豪、甚至是清洗黑錢的不法人士。他們追求的，是高昂的樓價，而發展商所做的，正合心意。

雖然市場供求機制仍然運行，但其中的驅動力已經變質。政府在自由市場政策下如繼續放任不理，樓宇市場的扭曲勢必由豪宅漫延開去，影響深遠。

「有形之手」(visible hand)是調整市場混亂的唯一方法，為政者實應好好利用現在的機會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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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樓號

立法局議員批評發展商大廈樓層編號不清，樓高33層卻稱作88層，今早電台上，各界的反應是惹笑的：

誤導消費者？

「樓書清楚列明實際樓層，而置業人士也不是痴呆，叫88樓便一窩蜂跑去買吧......」、「樓層編排只是跳得有趣些、特別些，人人也喜歡，也是common practice......」、「就好像買菜一樣，金錢滿層難道真的給你滿屋金錢？還不是幾兩冬菇，講意頭呀......」、「88層確會叫人誤會，發展商錯在不夠誇張......」

影響執法救援？

「消防員不是豬呀，他們對每一幢樓也有資料，比你和我還要清楚......」、「接電話要去60幾樓，心即刻慘啦，但原來上去，先發覺60幾樓可能只係跑30層，心諗係賺左......」、「接報後到場，大廈管理處會協助，對救援無太大影響.......」

議員的這個指控不無道理，然而當各界人士認為沒有問題，就連媒體也一笑置之，議員仍然堅持，甚至在媒體上認為可以由法庭判決，給人的感覺是小事化大、無事生事。

議員關注消費者利益值得讚揚，然而在界定哪些事情要爭取、要監察、要質詢的時候，很應該選一些直接影響民生的事項，或是一些市民關心的事情。

近日樓價暴升為全城焦點，是難以朝夕解決的大難題。然而我們的議員此時走出來，不是為樓價降溫出謀獻策，而是關心豪宅樓層的編號，實非廣大市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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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工作

某調查發現香港人生活忙碌，七成受訪者每日只有少於兩小時私人時間，五成人時常感到疲累或渴睡，一成人更全無任何私人時間，下班回家便要睡覺。

長久以來，努力工作總給人一種正面的感覺。香港人勤力，有拼勁，一向為人所讚同；年青人願意加班，就是上進；僱員願意超時加班，更為僱主欣賞。超時工作，背後還有一堆堆理直氣壯的因由：抱著學習的心態、獲取工作的成功感、得到賞識晉升的機會，諸如此類。

然而，這些原因、這些價值觀跟超時工作絲毫談不上關係。人們被局部的事實所蒙蔽，又武斷的作出判斷。事實是，勤力不等同要加班，勤力在於員工工作時的態度；加班也不等於有上進心，加班騙工錢每天也在發生。從工作中學習是事實，但重點在所做工作的機會和性質，而不是在工作時間的長短；晉升的取決在於一個員工的能力，還是在於他加班的時數？

可惜，人們在沒思前想後的情況下甘願為工作放棄生活。他們認為自己沒有選擇，或是認為自己作了最佳的選擇。他們把工作成為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下班就是一天的終結。「How to Live on 24 Hours a Day」的作者說得好，「要是有人使用一天中三分之二的時間，為的是來填補另外的三分之一，除非他發了瘋，要不然怎會以為他的生活是充實而有意義的呢？」

我們一天假如工作八小時，起居飲食等佔我們另外的八小時多，餘下的時間也奉獻給工作，這就是有意義的生命嗎？

有人以為現在把生命投入工作，他朝事業有成，經濟鞏固，一天餘下的就不只八小時而是更多啦。時間一去不復返，如以為二十歲的八小時，可以跟五十歲的八小時比較，又未免太自欺欺人了。

當然，不是要鼓勵所有的人輕看手上工作，看重私人生活時間。「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所言非虛，我們要做的，應對工作和生活持有正確的態度，要努力工作，也要重視生活的價值。平衡兩者，騰出私人時間，我們才有機會去感受世界、思考生命。工作成就，反映我們的價值，但人們的價值，真的只在工作的成果嗎？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太福音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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慳電膽的無知

一個慳電膽，就是沒心思熟慮的後果。

不是要談特首的利益衡突，畢竟，政府遲緩的政治觸覺及政客借題發揮的政治技倆，已不是甚麼新鮮事物。

沒有心思熟慮的，是政府在對慳電膽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推出廣泛採用的民生政策。個人妄下判斷，會自食其果；統治者草率魯莽，則禍及萬民。

按獨立媒體報導，慳電膽（緊湊型節能瑩光燈炮，Compact Fluorescent Lights bulbs) 受世界各地環保人士吹捧的原因，是它較傳統白熾燈 (incandescent lamp)省電，對減少燃燒化石燃料有幫助，可以減少空氣污物和溫室氣體的排放。而且，CFL燈膽的壽命平均有五年，較白熾燈長十倍。

然而，魔鬼藏在細節之中。每個 CFL燈膽含４亳克「水銀」，棄置時會產生有毒廢料的問題。即使每一個CFL燈膽的水銀含量少，但由於是劇毒，即是小量也會破壞人的中樞神經系統、肝和腎，對兒童和嬰兒威脅尤大。

美加等地不少人隨手丟CFL燈膽往垃圾桶，燈膽爆破後當中的水銀蒸發到大氣中，再經雨水洒落讓植物、魚類和土壤吸收。之後，人類透過進食魚類而把水銀吃進肚中。今年三月，加拿大衛生部因應魚類水銀含量升高，而要就捕魚發出新指引。

除此之外，大量CFL燈膽最終棄置堆填區，也會造成土地污染，因為堆填區的防滲層能否應付成千上萬的慳電膽仍是未知之數。

印度由去年起開始大力鼓吹改用慳電膽，但因發現慳電膽含有水銀，現已考慮改用LED燈泡。新德里政府首席部長迪克希特（Sheila Dikshit）表示，如果長期並大量使用慳電膽，將可能引發環保災難。

前車可鑑，西方國家及印度的經驗帶出了慳電膽的大量使用需要負出代價：要不就人類生態受到破壞，要不政府便要斥資為未來大量水銀燈泡作廢棄前處理。無論如何，一個錯誤政策，最後吃苦的都是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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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高錕校長的故事

【明報】一個人話說得不夠亮麗，並不代表他對信念、價值和理想沒有堅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實際行動，來把之說得更加鏗鏘有力。

1986 年，當時我是中大學生會副會長，有份參與遴選新校長，曾經與當時作為候選人的高錕會面。老實說，當時對他印象普通，並不特別欣賞。大家可以想像，學運中人，最愛把話說得慷慨激昂，最愛談信念、價值、理想等等，亦因而順理成章集中火力質詢他這些問題，而高錕就像不少「理科人」一樣，拙於辭令，不是那些侃侃而談，口舌便給之輩，甚至有點口吃，所以當時雙方並不投契。

拙於辭令 但以身作則

但後來的發展卻告訴我，一個人話說得不夠亮麗，並不代表他對信念、價值和理想沒有堅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實際行動，來把之說得更加鏗鏘有力。

1987年，我續任中大學生會會長，與高錕校長續有交往，才慢慢發現，他與之前那些一臉威嚴，最愛訓示我們的校長十分不同，說話十分隨和，平易近人。

有同學曾目睹這位校長與太太溫馨的手牽着手，在校園內的超市購買朱古力；我亦曾在一個探討日本黑社會暴力文化的校園電影觀賞和討論會中，看到這位校長靜靜的坐在一旁，默默參與（不是大鑼大鼓，剪綵主禮的那種）；昨天亦有同事告訴我，有次在校內一個小小的社科研討會中，作為「理科人」的校長亦有出席，更舉手發問問題……這些小事都顯示，高錕校長當時真的很投入校園生活，而且全無架子。

但無論如何，那段時間是香港學運比較溫和、風平浪靜的時期，真正的考驗，出現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六四之後，香港學運走向激進化，以批判、顛覆，以至衝擊權威為己任，與北京更處於嚴重對立的狀態。

1993 年3月31日，北京委任了高錕校長為港事顧問。當時港事顧問被視為北京為了對抗末代港督彭定康而推出的統戰工具、政治花瓶，因此，消息公布之後，中大學生群情洶湧，在一個高錕應邀出席的學生公開論壇當中，出現了千人雲集烽火台，把會場包圍得水泄不通的場面，質疑他的聲音此起彼落，群情鼓譟。學生會會長更遞上紙製傳聲筒，諷刺他甘為中方傳話人。翌日，50多名港顧上京接受委任，來自中大、浸會、樹仁及嶺南的學生到啟德機場抗議，手持「反對為虎作倀」的標語在大堂內繞場遊行，並演街頭諷刺劇。

最受屈辱 反而最為寬懷

但更嚴重的對立，還在後面。同年10月，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當時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着幹。在開放日那天，中大不單喜氣洋洋，更加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當眾致辭的時候，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以及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更拉開「兩日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的橫額，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學生又即場遊行和派發內藏傳單的避孕袋，諷刺大學生形象，極盡挑釁的能事。

擾攘一番後，校長被迫步下禮台，我的一位朋友，當時為《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他為示威的同學憂心忡忡，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對校長的答案和胸襟為之意外。

我記得很多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本來最為丟臉、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當事人——高錕校長。

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港事顧問」這個心鎖，而一直與之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本應最為難堪的校長本人，卻始終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對於這些一直敵視他，與他對着幹的學生組織中人，疼愛有加。

舉些例，他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筆各兩萬元的款項，分別捐助學生會和學生報中有財政困難的同學；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他也有閱讀學生報，更常常把學生批評校方做得不好的文章，轉達有關單位，希望他們能作改善，當時為校園版工作的同學，向我坦言很有工作上的滿足感。

從中可見，那怕學生運動處處針對他，但他卻始終真心誠意鼓勵同學參與。

蔡元培的故事

1919 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掀起了我國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但卻遭北洋軍閥政府鎮壓，32名學生被捕。不說大家可能不知，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最初並不贊成學生外出示威，並且曾一度站於北大校門企圖出言勸止，惹來學生報以噓聲。但當他一知道學生被補的消息，便二話不說，全力投入營救被捕學生。他親自走到六神無主的學生面前，表示發生這些事，他當校長的應引咎辭職，但先一定把被捕學生營救出來，並說：「被捕學生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負責。」斬釘截鐵，毫不含糊。

在蔡元培的牽頭下，北京14所高校校長一起投入營救學生的運動當中，並且聯合發表聲明：「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蔡自己更多次表示，如能釋放學生，「願以一人抵罪」。在社會各界的強大輿論壓力下，到了5月7日，北洋軍閥政府終於釋放被捕學生。

高錕校長和蔡元培的故事告訴我們，有時我們不能奢求校長與學生的政見盡同，但我們卻可以看到，什麼是真正的尊重和愛護。風物長宜放眼量高錕校長不是那些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N大」的人，所以當年校內是有聲音對其領導能力有所質疑的。當時有人甚至揶揄說：「繼任校長可以在半小時內開完的教務會，他卻要開上3個小時。」我想今天回望，大家就明白到，這是包容、兼聽的代價。

所以，有記者問我，當年高錕校長是否很受愛戴，我只能遺憾的說：「有些人，就是如此，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有了一段距離之後，大家才能對他看得清楚。」

昨天，從電視新聞中看到當年有份上台「搶咪」的同學，今天終於能夠理解校長的一番苦心，我想這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欣慰。關信基教授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高錕是歷年曾合作的中大校長中，最自由開放的一位。」我想這是十分中肯和由衷的評語。

後記：周二諾貝爾獎公布當晚，有記者採訪我，聽我說了上述故事後，問我，今天回想，會不會覺得我們這些學生當年錯怪了校長。我想了一想之後，答說：「20年後的今天，我想當年反對校長出任港事顧問的學生，仍然會堅信自己的觀點是對的，所不同的是，我們應從校長身上，學曉處理不同意見應有的態度。」

我想對於日趨撕裂的香港社會，這分外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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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時的記憶

讀報看到一位英國中年男子，因為承受不了每天工作所面對的車禍、自殺、慘劇等，患上了解離性失憶症(dissociative amnesia)，失去中期記憶，對大約48小時前所發生的事情忘記得一乾二淨，換言之，他只會記得約兩天內發生的事。

好處，是當時人對一切不愉快的回憶也忘掉了，專家指出解離性失憶症是患者對創傷產生自我防衛機制的結果。然而，他不但忘掉了痛苦，也忘掉了喜樂。他再記不起自己的童年、父母、妻子、女兒，也想不起自己的婚禮等重要日子，他的人生變得空白一片。

為了忘記痛苦的事，同時失去了美好的回憶，實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生命總有不如人意的時候。然而，正是這些倒楣的事、錯敗的經歷、痛苦的遭遇，使我們成長，使我們變得更強，令我們對事情有更透切的體會。記著這些事情是需要的，卻不是要讓這些事情成為我們的心魔，或成為我們的恐懼。

相反，生命喜樂的事千金難求。與愛人共處、與好友相聚、工作事業有成等等，即使是童年的回憶、中學時代的往事，很多也值得高興和細味。這些記憶既獨特，又可貴。失去這些記憶，就失去了個性，也失去了人生最幸福的一頁。

所以，雖然面對傷痛、壓力是難受的，但我們都要勇敢地面對。我們容許自己跌到，給時間讓自己恢復，也要再站起來。我們不應忘記痛苦的回憶。

48小時的記憶，說穿了，就是只有48小時的生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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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何在

一宗議員醜聞，掀起滿城風雨，亦揭開一張又一張人性醜陋的黑暗面。

議員阿甘勤力積極，百忙之中卻背著妻子向女助手「表示好感」，還咬文嚼字，公開聲稱「沒有求愛」。男子漢大丈夫，有錯便要認。示愛也好，求愛也好，不尊重家妻就是事實，昔日好好先生，美人關前連點點責任也承擔不了？

主席作為獨立第三者本應持平公正，卻責人嚴、待己寬，事件開首與阿甘一起「左閃右避」，又持相重標準，打算「自己人查自己人」。政客平日再雄辯滔滔，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

傳媒獸性大發，獵殺當事人不止，其家人、黨友、同事全不放過，阿甘有家歸不得，暫住酒店也被傳媒趕盡殺絕，無孔不入，即使對受害人也全無同情，不斷「人肉搜尋」，人性何在？

坊間百姓討論則是意料之內。「三姑六婆」在掌握片面資訊，利用自己的識見大膽假設，發表「偉論」，甚至以貌取人，意見既不理性，也不合理，擾亂社會的道德價值。

更莫名其妙的是以前僱主身份登場的譚香文在事主要求保密的情況下大爆第一手資料，在傳媒加上個人演繹。身為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漠視私隱，誠信破產，更全無道德可言。

一宗醜聞，做錯事的可能只有一人，置身事外的傳媒、政客、普羅大眾又有多少人可以經得起一場道德審判？有人為了自身利益跳舞唱歌，有人則暗暗幸災樂禍。又有多少人會去好好的反思時下人們的道德標準？又有多少人會認真檢視一下自己的個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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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酒店：荷里活裝飾派建築

踏足另一所酒店，首次認識裝飾派建築風格（Art Deco），原來此風格雖然並非歷史悠久，但亦非新興潮流。

翻查一下，裝飾派建築藝術風格，誕生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世代 (約1925-1940)。當歐洲還在修復其在大戰中受破壞的古式建築之時，美國各大城市在工商業刺激下正大興土木。受商業熱潮及機械文明的影響，其建築漸漸擺脫十九世紀末新古典主義風格，發展出一種介於古典與現代之間的建築折衷風格，後人引用了1925年巴黎藝術裝飾工藝展的名稱，將這段時期的風格形式命名為裝飾派藝術風格。



這次，以荷里活黃金時代為題，走裝飾派風格路線的酒店，突出30至40年代荷里活蓬勃電影發展。整幢建築物既富有工業文化所興起的機械美學，也彌漫著荷里活輝煌電影業的氣氛。

整體而言，裝飾派建築重視幾何塊體、曲折線條，不僅融合了立體派、表現主義、未來派，以及構成主義等當代藝術的特色，更強烈地受到世紀初社會時代的影響，以較幾何的、線條的來表現，並以明亮且對比的顏色來彩繪，如亮麗的紅色、嬌嫩的粉紅色、天空的藍色、金屬味的金色等。

當然，今天酒店的裝飾派建築風格，也結合了現代及酒店本身品牌的設計元素，但比起一些商業味道濃厚的精品酒店，其設計心思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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